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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明: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0-19  


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经济体制继续市场化改革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求,还是社会稳定有序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亟需,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经济和社会具有互动关系,两者需要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经济繁荣里沉淀下来的不良因素及其发酵而成的负面效应,构成了对经济持续发展和良好走势的潜在威胁,并形成了一定形式和程度的现实冲击。通过社会管理创新调适社会关系,消释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性因素,改良和累积社会资本和经济生活的动力,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之一,社会管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除对推进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意义外,更应当强调它的社会效应和政治价值,并且在突出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现实意义的同时,更要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意义。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中国社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同时,在社会分化、结构失衡和社会转型情势下的必然选择,其现实意义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当前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多元特征的相互性及其高度关联固化了本来就难以逆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走势。比如,尽管存在着观念、制度和特定利益主体的阻障,已经运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车轮不会停止,经济生活持续增强的市场化性格所带来的经济竞争、自由贸易及社会流动与中国城镇化相伴随,并且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世界和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数字信息化逐渐克除了人们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的作用并瓦解着传统生存方式,人们以新的方式方法相互连接并创新着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甚至家庭关系和一般人际关系,全球化超越经济贸易范畴,成为左右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和肤色的人们及其社会组织的兴趣、爱好甚至情感,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受到相邻国家和地球对面的强烈影响,既有合作共赢、利好和福音,也有恶性竞争、恐怖和灾难。概言之,整个世界和转型中国已经走进一个风险化的时代。在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风险化,当然也有民主化的宏大背景中,在我们急剧变化的社会里,社会关系超常规变化,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性与社会冲突激化程度加大,社会纠纷难解性与社会风险复杂性增强,我们在面对美好事物的同时也无法躲避社会关系的扭曲变形。这当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推行社会创新,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社会创新与公共参与办公室,设立“社会创新基金”,资助最具有潜力以结果为导向的非营利项目,改善社区服务和培养社区领导力,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再如英国卡梅伦政府推行“大社会计划”,设立“大社会银行”,将政府资金更多地下放到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将政府资金更多地下放到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资助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更好地参与地区的公共服务管理创新促进它们进行社会创新,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各国政府通过社会创新疏解和化除社会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负面影响,创造和丰富有益于社会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因素并扩张其效应。近些年来欧美国家盛行社会创新与我国正在兴起的社会管理创新殊途同归。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超越过去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模式的框定,运用“政治—经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观察分析社会矛盾现象;既要善于用价值偏好、新的观念、既定立场和方法描述社会矛盾及其生成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更需要透过社会现象分析事物本质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并恢复和固守一些观念,重新进行价值排序并保持其动态性,审慎和明智地确立立场和选择方法;需要超越传统的法学思维,超越过分强调和过度依赖司法解决纠纷的方案、方式和方法,将化解社会矛盾、调处社会纠纷纳入包括国家司法、社会仲裁和人民调解等在内的社会管理(治理)框架内。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纠纷,分解社会风险,使社会多一些安全、稳定、和谐的因素。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态势,可以将多元性、复杂性的社会矛盾类型化为城乡差别、贫富对立、官民冲突、代际紧张、劳资纠纷、医患矛盾,还有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矛盾和冲突。转型时期应接不暇的上述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给执政、管理和司法体制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将政权力量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进而将社会矛盾的化解纳入社会管理的框架内,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刷新社会管理理念,更新社会管理主体,革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机制,改造社会管理方式,改进社会管理方法,改善社会管理能力,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或者说要达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使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分离互动,使社会管理框架更具民主性和社会性,使社会管理框架拥有更大的社会矛盾容纳量,使社会管理体制具有更强的社会矛盾化解力。更深远地讲,转型中国不仅要正视当前社会问题的集成性及其衍生社会危机的严峻性,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解纷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更需要社会自身建设,尤其是社会组织化进程,包括重建家庭社会职能、重构单位社会角色,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并使社会真正成为国家的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已经启动的社会改革尤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真正任务所在,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意义的根本所在。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意义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给予社会管理创新以很大的关注,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管理创新实践活动在不断推进,包括法学界在内的学术界面向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对策探讨不断深入。正在兴起的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使公法理论尤其是宪法理论更加贴近实际和走进生活,并会同宪法规范体现重大现实价值。毫无疑问,以政治视角审视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的政治意义,我们应当将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到与30年前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社会的初步转型。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进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才进入转型时期。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逐渐消解,个人和社会从国家全面控制中分离出来。在不断解放思想和渐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就开始了以社会解放为本质的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在于催生了有独立要求的市场利益主体,其重要贡献还在于推动了社会转型,形成了比较独立且善于思想的知识界、学术界,使其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由于经济力量、知识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的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都在不同程度地以多种形式不间断地进行,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一种正向和有益的效应,其中包括逐渐形成了一个渴求参政的财富阶层,当然也包括促使政府放权让利、废除票证、削减审批、公开信息、保障平等、促进竞争,以至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认同人权、法治、民主等观念并使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若干新兴因素。

如果这样来认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宪法学界、宪法学者和中国政治建设的关系,那么从本世纪初,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等伟大实践,自然应当受到宪法学界和宪法学者的高度重视。前继经济体制改革、后续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社会改革,其政治意义不可低估。如果社会管理创新可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推论,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也许能够形成重点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体系中,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状态,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进程,而政治是经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因此,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必然相互关联而呈现体系性,并遵循“经济——社会——政治”的逻辑路径走体系化道路,使整个中国改革有序展开、交叠渐进、有所侧重,具有渐进性、交叠性和秩序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进程中,先期改革侧重于经济领域,应当说先期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经济体制改革需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使社会改革成为更加强烈的需要。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社会管理创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再改革时代”,侧重于社会改革的“再改革年代”,不仅要回应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需要,还将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种更加迫切的需求,并最终进入侧重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改革时期”。根据这样的认识逻辑和理路,我们相信,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及其理论提升,会为政治生活法治化和政治建设积累、创造很多有益的因素。这就是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产生的政治效应,这应当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肖金明,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是“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一文的一部分,载《山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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