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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行20周年纪念暨社会正义与老年法制学术座谈会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1-02  

2016年10月13日,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主办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行20周年纪念暨社会正义与老年法制学术座谈会在山东大学法学院法新楼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学术活动是山东大学法学院庆祝山东大学成立115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丽萍教授参加座谈会并致辞,充分肯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研究课题组取得的成果,包括推进国家社会法立法工作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制度创新,推进社会法学理论发展和法治社会建设实践探索。希望整合老年法制、未成人权益法律保护、残疾人权益法律保护等研究基础和优势,进一步推动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座谈会期间,肖金明教授代表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研究课题组向学院法律图书馆赠送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法治建设”丛书。该丛书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王丽萍副院长和吴红老师代表学院和图书馆接受图书赠与并表示感谢。

法学院冯威博士主持会议,来自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院、山东建筑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和人大、政法委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山东大学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研究课题组成员代表围绕“社会正义与老年法制”这一主题作了展开了广泛讨论。

山东大学法学院冯威博士以“老年法制体系的新发展”为题作主题发言。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成为老年法制体系的发展完善新的契机。截至目前,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根据,以老年法为基础,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有关政策在内的中国特色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体系中也充分体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引领支撑作用。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期的制度建设的重点应当增强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协调性和系统性。针对性是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特别关注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内容的切实实现和具体落实,尤其在地方层面,主要制度增长点在于设计强化落实政府和社会在老龄社会应对中的具体方案,加大物质上、政策上、执法资源上等多方面的投入,体现地域特色;协调性是指老年法制发展完善要注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衔接,如与计划生育政策、代际权益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适应性、均衡性;系统性是指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应当有体系性建设的谋划,注重上位法与下位法、全国性立法与地方性立法、部门立法之间、宏观政策与具体政策等的体系性,注重老龄政策、法制、文化与道德建设的体系性。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讲师相焕伟博士以“以积极理念构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体系”为题作主题发言。积极老龄观是与消极老龄观相对的一个概念,最传统的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累赘,对老人的价值认识甚微;后来发展为健康老龄观,以老年人身体健康为出发点,来构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和政策;再后来发展为成功老龄化、成功老龄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左右在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对策。积极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政策甚至行动,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行动方案,更是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是战略方案,基本路径就是制度化、法制化。落实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以老年人基本权利保障为出发点,保障老年人健康权,实现宪法上老年人特殊的权利保障;第二,要以老年人基本需求为考量,在类型化基础上实现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精准化;第三,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将老年人权益保障与扶贫工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结合起来,在中央层面或者省级层面尽量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框架的行政级别提高,追求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平等性。就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老年人权益保障措施的运动化色彩较浓,总体上来说老年人脱贫压力较大,现在所采用的脱贫思路主要是市场化、产业化的思路,有必要进一步深刻认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特殊性,探索包含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制度的多元化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体系。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谢秀珍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之我见”为题作主题发言。修订后的《老年法》最大的亮点就是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改变了过去养老主要靠家庭的制度,但在法条中主要表现为国家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相对之前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体系在现实中的落实效果不如预期,家庭养老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仍占主流,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指导思想还是依靠家庭为主。以今年暑假时的调研情况为例,养老机构存在条件较差、费用较高、人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机构的“支撑”能力客观不足。此外,依据《老年法》第六条之规定,我国的老年法对执法主体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实践中很难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具体落到实处。从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现实情况来看,老年社会保障工作存在政出多口、多家管理的现象,这种分散、多头执法、缺乏宏观上的协调沟通体制机制导致各个部口之间不仅相互争管,而且相互推矮,不利于老年人权益的保障。有必要明确执法主体,创设统一的管理机构,强化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

青岛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孙旖旎以“我国建立老年监护制度的迫切性及对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的借鉴”为题作主题发言。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存在大量的认知症(我国又称为老年痴呆症)患者,我国85岁以上认知症患病率约有三分之一,大量的老年人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独立意思能力,针对老年人权益的侵害事件时有发生。老年人的财产管人身照顾、安养、护救、治疗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建立老年监护制度。修订后的《老年法》对于监护内容以及程序未作明确规定,这使得该制度难以实施。在法律规定欠缺的情况下,地方上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如北京市启动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项目等对特殊家庭老人寻找监护人进行探索,但其局限在于没有监督机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也不明确。要解决这一问题在根本上还要落实老年人监护制度,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日本在1999年修改法律建立了成年监护制度,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的监护制度主要可分为法定监护制度与意定监护制度,其优势在于可以确定为老年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官方对监护合同进行形式审查以起到监督作用。法定监护则可根据授权能力不同作狭义监护、保佐、扶助制度等类型区分,这种区分能更多的做到充分考虑具体情况。对于监护人的选择,应以亲属监护为原则,其他人监护为补充。应当建立公共监护制度,这是公共实体进行监护的模式,主体主要是基层公共组织,在我国以县级民政部门为宜。总之,建议应当以民法典的编纂为契机,有针对性地借鉴日本相关制度经验,构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菁以“社会法视阈下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制度新发展”为题作主题发言。社会法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为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制度提出了更新的理论支持与制度选择,有必要以“人口老龄化社会法治建设”丛书为契机,加强社会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关注老年人社会参与制度的新发展。社会法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界争论不止、未有定论,最狭义的社会法在国家法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部门法而存在,应该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内容,老年人权利保障法作为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更加广义的国家法“法域”的视野中,尽管传统罗马法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兼具公法与私法特点的法律,即“第三部门”的新兴法域;社会法还可以作为一个和国家法相并列的一个概念,主要是调整社会团体的法,也包括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范。“老年学”最先仅指老年医学,后扩展到法学、经济学等多许可领域,体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色彩。对于社会参的概念,“in·by·with”的理念很有借鉴意义,in指的是老年人入住机构,by指老年人接受服务与照顾,with指的是让他协助身边的人,老年人社会参与要发挥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多主体联动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实现老年人社会参与,需要国家法与党内法规的互动,以十八大以来党的重要会议为脉络进行观察,党内大政方针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推动显著;作为国家法部门的社会法需要继续加强基本法律建设,加快社会组织、社会救助方面立法;配套政策应当落实法律,精准应对老龄化。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晨以“文明社会的痛点——我们无处安放的晚年”为题作主题发言。国外积极老龄化相关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代表意义,它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积极”应该具有双向互动性,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心态;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而言,老年人应当具备积极接受的心态。在对待老龄化问题上,除了政府发挥自身的职责外,我们整个社会和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应当主动参与其中。老龄化问题源起于发达国家,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老龄化问题会日益凸显。老年人无家可归,无人照料的残酷社会现实与我们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是向背道而驰的。理论上,伴随着国家在不断发展,此类事件应当越来越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值得我们深思。在我国,针对老年人护理的专业培训学校数量以及老年人护理方面从业者人数都非常少,护理人员素质通常较低,这严重阻碍了我国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老年人护理行业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已迫在眉睫。同时,应当鼓励年轻人加入到尊老爱老的队伍,从国家政府层面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实现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双向互动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愈合文明社会的伤疤需要年轻人去多付出,让老年人老有所依、安度晚年是每一个年轻人的责任。

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苗红培博士以“关于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完善的思考”为题作主题发言。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并列,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老年人具有收入低、劳动能力弱的特点,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我们救济的对象。救助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包括长期生活类救助、专项分类救助、临时应急类救助。各类救助相互协调对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的配套机制也应当不断发展完善。比如,可以采取围绕保障老年人社会救助权展开,出台社会救助法,从而为老年人救助提供根本保障。宏观方面,可以做好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的划分,城乡统筹发展,监督管理体制的科学化,社会参与制度化。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的划分,目前我国的财权和事权的分布不对称,财权分配呈现倒三角状,而事权分配是正三角状,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扩散。通过法律法规,将在老年人救助领域的事权财权明确下来不失为明智之举。具体层面,可以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责任,尽可能吸纳社会捐赠,完善社会救助网络。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周莹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为题作主题发言。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不论是从宏观制度的建构还是微观具体制度的设计都应当立足于老年人的权利,从老年人权利的角度去构思和创新。老年人权益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在老年人精神慰藉制度方面,家庭和社会成员应当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使老年人在感情和心理上得到充分的慰藉。第二,在老年人人身权利制度保护方面,老年人由于身体和心理等原因,其通过私立救济的能力和欲望在不断下降,基于公平保护的理念,法律应当特别加强对老年人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等方面的保障。第三,在老年人财产保护制度方面,现行我国对老年人财产保护多基于宪法、民法、继承法、婚姻法等一般性法律,我们应当结合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的特点,比如在规范的对象,财产权益内容,行使财产权方式等方面设置特别的保护条款。第四,在高龄优待制度方面,对于符合某一特定阶段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社会照顾、社会服务方面实行优待。比如针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高龄津贴制度。第五,在老年人就业制度方面,针对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扫除阻碍老年人顺利就业的现实障碍,消除对老年人的就业歧视。

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杨志超副教授以“我国老年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题作主题发言。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到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老年人社会保障法经历了96年出台、13年修订和至今的贯彻落实,这个过程中,对老年人的待遇、福利等问题都有很多更新和发展,尤其是修订后的《老年法》在老年的福利、待遇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想法、对策。那么在参与研究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去借鉴:加拿大的“可免除贷款”制度,指政府为一定年龄段的老年人(65周岁以上)提供贷款,用于消除室内高低差、增加扶手、拓宽轮椅通道等,方便老年人居家生活,老年人在家中生活满一定期限后该贷款可以免除,这可以减轻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压力。在台湾、美国、加拿大还建立了补助、装置假牙的计划,作为医保制度的补充,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的。日本和台湾建立了“银发就业中心”,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帮助。当然,老年人从事的都是一些类似于公共设施更换等一些很轻的工作。既能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又能为其带来收入。这些制度能够提示我国关于老年人的立法应更加的人性化,提出更多措施和制度,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部分未能参会的学者以会议论文或发言稿的形式关注会议议题,现摘录如下: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一处处长朱恒顺以《关于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初步思考》为题,提出了我国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必要性、路径选择以及初步的立法构想。长期照护制度有利于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该制度是提高失能人员特别是失能老人生命质量的需要。该制度主要的建立路径有商业模式、社会保险模式、社会福利模式。由于福利模式根本不符我国国情,且我国商业保险本身不发达、局面保险意识薄弱,我国更适合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模式。就立法构想而言,我国老年人长期照顾制度应有统一的立法,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不能为老年人保险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完善我国老年人长期照顾立法应当在长期照顾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相分离、明确资金筹措渠道、确立居家照顾优先原则、探索长期照顾保险制度的多种存在形式等方面进行探索。

山东政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化涛以《论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为题,提出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道德与习俗的力量,更需要相关法律、政策以及机制的完善与落实。首先,需要继续加强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法制建设,积极推进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化进程,依据新修订的《老年法》加大普法教育、执法检查与违法追究力度;其次,需要健全老年人维权机制,加强弱势老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把高龄、孤独、空巢以及失能等老年人列为社会维权服务的重点对象,加强对社会养老机构的检查、监督,严禁歧视、虐待老年人;再次,需要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法律服务工作,积极拓展老年人维权的法律援助渠道,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主要聚焦于设计老年人医疗、保险、救助、赡养、住房、婚姻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及时、便利、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加大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查处力度;此外,应该从社会层面积极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文化氛围,规范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的关系,为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平台。

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董蕾红以《老年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为题,提出中国家庭为基础进行养老的社会传统观念与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结构功能变化的冲突使得构建老年长期照护体系十分必要且紧急,老年照护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提升老年照护从业人员的素质及技能水平。我国当前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社会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一是失能老年人的快速增长超前于老年照护的发育步伐;二是失能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收费标准远远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三是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环境较差,国家在培育养老社会服务市场上导向不明确,政策落实难的情况普遍存在。目前我国关于老年护理人员的资格标准和培训制度都没有相关的规定,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老年照护机构对老年人提供的照护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也影响了老年照护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因此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便是全面提高老年照护从业人员的素质及技能水平。要制定老年照护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提供老年照护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员加入到老年照护服务产业中来。

天津市红桥区政法委赵延聪博士以《转变理念 完善制度机制 构建老年社会救助安全网》为题,提出了我国现行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内容与现存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不断跟进,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老年人社会救助也随之不断成熟。《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均有关于老年人社会救助的规定,法规规章层面的规定更是不胜枚举。我国老年人社会救助已经初步形成了初具雏形的制度体系,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流浪乞讨老年人救助制度;二是农村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农村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老年人五保供养制度;三是老年人专项救助制度,主要包括老年人医疗救助制度、老年人住房救助制度、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生活照料等。总体上看,我国现行老年人社会救助体系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救助责任的理念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老年救助法律法规缺乏明确性,救助机制缺乏规范性。第三,服务性救助缺失,尤其缺乏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第四,我国老年人社会救助内容不完善。第五,我国老年人社会救助程序规范缺失。第六,我国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制格局。

“人口老龄化社会法制建设”丛书编写组成员马驰骋博士以《老年人社会参与基本理论部分的逻辑结构》为题,提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本理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所论述的对象“老年人社会参与”本身没没有一个确定并且定型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因而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理论辨析。研究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本理论,首先涉及什么是社会参与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参与的必要性问题,即为什么针对作为社会群体一部分的老年人,要特别提出社会参与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问题进行研究的立足点。下一步,必须要借助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分析工具,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在老年人全面发展领域,最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就是成功老龄化理论,通过对成功老龄化理论的适用,老年人社会参与与其他法学、社会学理论才能对接起来,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理论网络。最后,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而言,主体的权利问题也是必须要认真研究的对象,应该把老年人参与权抽象出来,独立为社会参与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综合来看,以上几个部分作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本理论是必要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参与的社会功能要求其自身必须要保持一个开放的理论姿态,随着老年人社会参与实践的不断推进。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宇以《浅论我国养老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为题,认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养老服务业的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其目标指向就是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目前,看似市场上提供的养老服务名目繁多,近几年的增量也很大,但细究起来有效供给并不多因此,在养老服务业启动供给侧改革十分必要,这里面必然牵涉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角色定位、权责分配和利益协调。政府作为养老服务业的引导者和维护者,其履职空间应更多政府通过购买有效公共服务、放宽准入门槛、以政策设计鼓励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等方面,从而创造环境、培育气氛,形成更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核心就市场提供的差异化、类型化精细化养老服务能够对得上老年人的口味,提升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比重和社会接纳度,传统的居家养老实现转型升级的基础之上渐进式探索出可以让老年人自觉自发、欣然接受的养老模式。

会议总结阶段,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所长肖金明教授作总结发言。本次会议的主题除了回顾老年法的历史外,着重围绕社会正义和老年法制展开讨论。山大法学院在老年法制、未成人法律保护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学术影响,并在不同层面上影响了立法。学者发言涉及老年法制的很多重要课题,尤其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法治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我跟随着大家的发言,实际上又回顾了新的老年法的立法过程,尤其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争论。比如,老的老年法第二章还要不要保留,起初不少人的主张是,既然强调养老的社会责任,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对家庭赡养和抚养老人都有规定,第二章就没有必要存在,我们的意见是必须保留第二章才能保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完整性,家庭养老首先是一种责任,然后才是能力问题,这种讨论非常有意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保留这一章,不仅符合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和制度的逻辑,与居家养老是基础保持一致,还产生了国家支持家庭养老制度;再比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世界趋势,起草小组成员大都赞同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要明确为像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等一样的基本国策,需要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策,为了尽快推出这部法律,我们论证了一种新的说法,即老年法总则中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一项国家长期战略,其价值和意义等实际上同于基本国策。还比如,“常回家看看”是当时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涉及法律可操作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法学同行通常会从法律可诉性上对可操作性提出质疑,社会公众对违反这样的规定能否制裁提出疑问,山大课题组负责做出论证,坚持将这一条款写进老年法,重在考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中国传统文化等,实际上这个条款最后落脚到社会用人单位应当为赡养人提供便利这一规定上,大家都说这一规定很好,用一部法律唤醒一部沉睡多年的法规,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目前,从老年法的实施情况来看,这条规定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好,诉讼案子也不少,说明不是没有可诉性。目前不少地方开始落实探亲假问题;还有就是经常问候正在成为一种风气。又比如,社会养老问题是老年法修改关注的重点,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居家养老是基础、社区养老是依托、机构养老是支撑;养老机构建设既有数量问题更有质量问题;社会养老从业人员问题;等等。在天津的起草工作会议上留下几点遗憾,一是养老从业人员职业培育、职业教育和职业类别问题,职业类别问题没有写进法律;二是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没有写进法律;三是养老机构的审批在民政部门的一再坚持下写进了法律。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也值得一提,比如,老年监护制度可不可以在老年法中确立,一些意见认为监护制度是民事法律基本制度,不能在老年法中规定,应当通盘考虑建立系统的监督制度,将老年监护纳入其中,或者制定监护法典。但问题是老年监护是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问题,老年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侵害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家庭成员,各方面都认为迫切需要吸收国际上的监护制度理念,在老年法中确立老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山东大学专门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证并提交研究报告。再如,关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当时争论点在于老年人社会参与与社会就业之间的关系,老年人的参与动机与目的、途径和形式很多,包括为参与而参与,为生存而参与,为公益而参与,为荣誉而参与,通过社区的参与,通过慈善和志愿组织的参与,通过再就业的参与,甚至通过家务的参与,等等。为了荣誉和成就感,为了归属和融入社会,为了老年互助,为了人格尊严,等等。总之,老年参与旨在满足老年人经济、公益、荣誉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打破老年人在政治上沉寂的局面。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制度。

肖金明教授认为,社会正义与老年法治息息相关,政府和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和社会正义实现的程度,希望课题组成员强化两个意识,即学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老年法制课题研究结束后能够仍然留守在老年法制理论一线,持续关注老年人权益法律保障实践,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继续服务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并以老年法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残疾人权益法律保护、慈善与志愿服务立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研究为基础,不断拓展社会法治研究领域,助力于法治社会理论发展和社会法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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